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国家遭受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浩劫。在这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中，民建各级组织和广大成员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第一节　 动乱对民建的严重冲击

　　在我们国家完成调整经济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一场内乱，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1966年4月18日， 《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各报刊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章大量出现。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又通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两次会议标志着“左”倾方针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在这期间，《人民日报》接连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等社论。各地青年学生首先响应号召，成立“红卫兵”起来造反，很快“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全国。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全国人民就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民主党派成员中也普遍存在不安情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民主党派尽管感到震惊，很不理解，但还是立即作出了决定，对“文化大革命”表示拥护，并号召成员积极参加，接受教育。随着中共中央统战部遭到冲击，被打成“修正主义司令部”、“牛鬼蛇神的庇护所”，在全国开始了对民主党派的摧残和迫害。民建中央与全国工商联被当做“反动资本家的老窝”一再受到“红卫兵”的冲击。1966年8月24日，北京市的“红卫兵”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各民主党派在72小时内自动解散组织。随后，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被查封，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被迫宣布“停止办公”。从此，民主党派被迫停止一切活动，组织瓦解，人员流散。

　　在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浪潮中，不少民建领导人和成员被扣上“反动资本家”、“国际间谍”、“特务恶霸”、“反革命分子”等帽子，遭到揪斗和抄家。仅在82名中央委员中，59人被抄家、19人被关押、37人被殴打、9人致死。在“文化大革命”中，原来的对资改造政策被破坏殆尽，公私合营企业全部改为国有企业，资本家的定息一律取消，资方代表一律撤销。工商界人士大多成为专政对象，各地民建和工商联成员、广大工商业者被打成“牛鬼蛇神”挨批斗，挂牌游街;很多人被抄家，以至“扫地出门”;存款被冻结，生活资料被没收，遣送农村改造;还有些人被迫害致死。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机关房屋被占用，档案图书被烧毁，很多地区的民建、工商联组织在粉碎“四人帮”以后长期不能恢复正常工作。1968年开始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又一次严重地混淆了敌我界限，又有一批成员受到错误处理。1969年，军代表进驻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机关，全部干部被遣送到外地“五七干校”。中共中央规定各民主党派担任中央委员的干部不予下放，而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军代表将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10位中、执委干部作为试验下放改造。直到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全体干部才陆续调回北京，分批改在沙河农场劳动。

　　第二节　 民建成员在困境中与中共患难与共

　　十年浩劫使统一战线事业和多党合作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在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包括民建在内的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得到了周恩来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在“文革”中所受到的冲击。运动初期，当周恩来获悉民主党派被冲击、查封之后，非常痛心。他亲自草拟了保护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名单、范围、原则和具体方法，使一大批包括民建在内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得到保护。1966年10月1日，胡厥文、胡子昂等应邀登上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周恩来与他们一一握手，亲切交谈。这在民建、工商联成员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大家普遍感到“望胡而安”，看到了光明。毛泽东说：“民主党派还是要的。”但由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全局失误，已无法扭转多党合作被破坏的局面。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周恩来亲自向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传达、讲解。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共中央领导人第一次向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传达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1972年10月，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成立临时领导小组，撤销机关军代表，由临时领导小组负责领导联合办事机构的日常工作，正式恢复经常性学习活动。1973年6月，周恩来亲自关心过问并周到细致地安排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到外地参观。胡厥文、胡子昂、孙晓村、沙千里、罗叔章、胡子婴、陈子彬、冯克煦等到河南、广东、湖南进行参观考察。1973年10月，叶剑英、邓颖超受中共中央委托，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协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开始恢复民主协商的优良传统。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胡厥文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民建各级组织受到冲击，许多领导人和成员惨遭迫害，含冤受屈，身处困境。然而，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绝大多数民建成员没有辜负组织的培养和教育，没有动摇爱国爱党的感情，没有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与中共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在困难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他们坚信动乱是暂时的现象，相信这种状况一定会改变。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有的成员仍然坚守岗位，遵守制度，积极工作和劳动;有的在作为“专政对象”进行“监督劳动”的逆境下，积极发挥技术专长和管理才能，设法搞科研;有的还著书立说，不忘报效国家。武汉葛店化工厂工程师萧同智，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后，始终坚守工作岗位，在研制“1605”农药中，试验成功了“亚硫酸钠法”水解新工艺，解决了胶体硫磺堵管问题。此后，他又创造了一系列新工艺。1974年该厂在生产“4049”农药过程中，因操作问题即将发生爆炸时，他不顾伤残身体，冲向现场抢救，减少了爆炸损失。在1978年的全国科技大会上，该厂的两种农药被授予奖状，萧同智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任命为副总工程师。

　　就这样，广大民建成员与全国人民一道，度过了长达10年之久的历史磨难，终于迎来了祖国新的春天。正如1979年10月19日邓小平在宴请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讲话所指出的那样，“在万恶的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里，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被迫停止活动，很多成员遭到了残酷迫害，绝大多数人经受住了这场严峻的政治考验，仍然坚信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这是难能可贵的。”他们之所以能够经受严峻考验，与中共风雨同舟，患难与共，首先，是由于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经过长期的不断学习、实践和锻炼，他们已经树立起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牢固信念，这是经得住“文化大革命”的磨难而不动摇其意志和初衷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其次，他们在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中已经成为中共的可贵诤友，所以能够理解共产党在其发展中出现的历史曲折，并能同共产党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第三，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得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心和保护，特别是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在极端复杂的情况下，勇于团结和保护各民主党派，在一定程度上阻挡或减轻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灾难，使广大成员看到了前途和希望，能够满怀信心地期待着历史的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