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北京解放初期民建主持的“新知识座谈会
日期：2007-06-05 18:05:34 作者：浦洁修 来源：民建河南省委
在民建北京市委成立50周年的时候，我不由得回忆起与民建同仁几十年休戚与共、风雨同舟的岁月，为能够在建立新中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而感到欣慰和自豪。
我在参加民建北京市委的工作中，对解放初期举办的“新知识座谈会”印象十分深刻，至今没有忘却。这项活动，对于民建北京市委的工作有着重大影响。今天，我怀者十分愉快的心情回顾这一段难忘的历史。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民建总会的领导不久由东北、华北、延安等解放区先后来到北平。这时候，解放全中国的形式已经形成，中央人民政府诞生在望，北平洋溢着新生的喜悦。与此同时，包括工商界和经济界在内的一些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还不大了解，有的心存疑虑，思想苦闷。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很自然地希望刚刚从解放区回来的民建领导同志能向大家介绍在解放区的所见所闻，宣传解释中共的方针政策。这样，由在北平的民建同仁主办的“新知识座谈会”在当年3月应运而生了。
座谈会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学习方法，开始有主导发言，大家座谈，后来发展到大会报告。报告会根据各方面的情况，有针对性安排话题。最初几次座谈会就由民建领导人介绍在解放区的亲身经历，谈谈他们的切身感受，发表他们对新中国光明未来的展望。这样的报告对于刚刚解放的北平工商界、知识界消除某些疑虑，增加他们对自身前途的信心，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参加座谈会的人数不断增加，情绪热烈，我们这些会议的组织者也很受鼓舞和教育。座谈会的活动扩大了民建的影响，申请加入民建的人数日渐增加，为建立北平分会奠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基础。1949年8月21日民建北平分会宣布成立。
开国大典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胜利召开。会上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的系列报告讲座，先后请邓初民、阎宝航、周新民和本会孙起孟、杨卫玉等人作专题报告，重点讲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团体、政体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家的地位，宣传“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到会人士对这些从未接触过的新问题、新观念很感兴趣，有了初步的认识。
北平和平解放，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这是人民的大幸。但国民党给新中国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生产萎缩、财政困难、人民生活贫困。同时，不法奸商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严重扰乱了正在建立的经济新秩序。私营企业中不时发生劳资纠纷，工商业者缺乏经营信心，不利于贯彻国家扶持私营企业的政策。针对这些问题，共举办了11次座谈会，先后邀请李立三、朱学范、施复亮、刘子久、史怀壁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专题讲解了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纪律、贯彻私营企业暂行条例、重估财产和核定资本，特别是改善劳资关系，搞好经营管理等一系列问题，对于提高私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繁荣经济，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1950年，在抗美援朝的同时，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当时不少工商业者听到土改就是“流血斗争”、“扫地出门”等传言，思想上有些戒心，经营上缩手缩脚。针对这种情况，民建于7月29日举办了座谈会，邀请柴泽民同志宣讲党对土改的方针政策，并响应中共北京市委的号召，在工商界组织土改参观团，分赴京郊农村考察，考察后又组织座谈讨论。这些活动使得大家认识到土改是反封建制度，打倒地主阶级，剥夺他们占有的剥削农民的生产资料，但对地主分子实行给出路的政策，要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样，基本消除了工商业者对土改的许多误解，有利于稳定他们的情绪，安心经营管理。
从1950年7月到1951年11月，“座谈会”就抗美援朝专题，先后安排了10次报告会。黄炎培、章乃器和郭沫若等名流分别作了朝鲜问题和朝鲜人民反侵略战争的演讲。还记得郭沫若那次演讲会场爆满，连大门口也人头簇拥，创造了座谈会出席人数的最高记录，气氛热烈，感人至深。北京赴朝慰问团领导乐松生、凌其峻等人也到座谈会作了报告，还请来了两位战斗英雄报告他们在朝鲜战场的英雄事迹。这些活动揭露了美帝侵略朝鲜的野心，分析了中朝人民唇齿相依、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道理，激发了工商界人士的爱国热情，一些原来亲美的人转而积极投入抗美援朝运动。这一时期，工商界普遍订立爱国公约，有5万人参加抗美援朝示威游行，捐献战斗机34架，踊跃认购折实公债。
解放初期，人们普遍有政治学习的愿望。但是，对学什么，怎么学并不清楚。座谈会就此先后邀请胡绳、艾思奇、俊瑞、邓拓等权威人士作学习问题报告，向大家进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了解社会发展规律和掌握学习方法，思想方法的启蒙教育。许多人还记得1950年3月31日艾思奇的一次讲演，他用大量的事实，通俗易懂地讲解历史唯物主义和辨正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引人入胜。会后反映，这次报告深入浅出，使原来以为高不可攀的理论，不仅可以听懂，也能运用，掌握这样的思想武器，终身受益。
1952年初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是工商界在解放后第一次经受的群众运动的考验，也受到一次系统的思想改造和爱国守法教育。座谈会请南汉宸作动员报告，孙晓村传达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对人民事业损害的严重性及五反原则”的文件精神。黄炎培在报告中讲了守法与爱国的表现，爱国不限于守法，但爱国必须守法。在运动后期，他还传达了毛主席和他谈到的“五反”后民建的工作方针。
座谈会也关心国际时事的宣传教育，先后邀请马寅初、吴冷西、冀朝鼎、宦乡、刘尊棋等知名专家学者作过14场报告，使北京工商界开阔视野，了解我国政府对外方针政策。
正是由于4年多座谈会卓有成效的工作，北京民建在50年代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发挥了较好的推动作用。1950年北京市民建主委傅华亭、分会委员隋经仁、倪家墨开设的公司率先公私合营。1955年1月，北京有5个以民建会员为主的行业全部实现公私合营，对于全市工商业公私合营很有影响。1956年，北京首先掀起公私合营高潮，在10天内全行业公私合营顺利完成，从而带动全国公私合营运动迅速发展。
从1949年3月到1953年6月，共4年多的时间里，先后举办了153次座谈会（平均每月3次），与会听众3万多人次，民建总会有20多位领导，会外有60多位领导同志和专家学者到会讲话、作报告。岁月如流，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这些各方面的领导人、专家学者大多数已经离开了我们。今天，我们回忆往事，对当年支持和参加座谈会活动的各界人士，从内心激发出诚挚的敬意和深深的怀念！
解放初期4年多的座谈会活动是北京民建50周年历程中的一个不长的过程，但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在我看来，座谈会在宣传组织群众，在工作实践中加强民建自身的学习和思想建设、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安排工作重点，以及根据民建同工商界有广泛联系的特点，明确自己的工作和活动领域等，都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现在，我们国家正在按照邓小平理论，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条件和环境同50年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对于民建今天的自身建设，对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总格局中更好地发挥参政党作用，我以为是有益的。希望民建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持学习，努力工作，与时俱进，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在参加民建北京市委的工作中，对解放初期举办的“新知识座谈会”印象十分深刻，至今没有忘却。这项活动，对于民建北京市委的工作有着重大影响。今天，我怀者十分愉快的心情回顾这一段难忘的历史。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民建总会的领导不久由东北、华北、延安等解放区先后来到北平。这时候，解放全中国的形式已经形成，中央人民政府诞生在望，北平洋溢着新生的喜悦。与此同时，包括工商界和经济界在内的一些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还不大了解，有的心存疑虑，思想苦闷。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很自然地希望刚刚从解放区回来的民建领导同志能向大家介绍在解放区的所见所闻，宣传解释中共的方针政策。这样，由在北平的民建同仁主办的“新知识座谈会”在当年3月应运而生了。
座谈会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学习方法，开始有主导发言，大家座谈，后来发展到大会报告。报告会根据各方面的情况，有针对性安排话题。最初几次座谈会就由民建领导人介绍在解放区的亲身经历，谈谈他们的切身感受，发表他们对新中国光明未来的展望。这样的报告对于刚刚解放的北平工商界、知识界消除某些疑虑，增加他们对自身前途的信心，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参加座谈会的人数不断增加，情绪热烈，我们这些会议的组织者也很受鼓舞和教育。座谈会的活动扩大了民建的影响，申请加入民建的人数日渐增加，为建立北平分会奠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基础。1949年8月21日民建北平分会宣布成立。
开国大典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胜利召开。会上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的系列报告讲座，先后请邓初民、阎宝航、周新民和本会孙起孟、杨卫玉等人作专题报告，重点讲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团体、政体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家的地位，宣传“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到会人士对这些从未接触过的新问题、新观念很感兴趣，有了初步的认识。
北平和平解放，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这是人民的大幸。但国民党给新中国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生产萎缩、财政困难、人民生活贫困。同时，不法奸商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严重扰乱了正在建立的经济新秩序。私营企业中不时发生劳资纠纷，工商业者缺乏经营信心，不利于贯彻国家扶持私营企业的政策。针对这些问题，共举办了11次座谈会，先后邀请李立三、朱学范、施复亮、刘子久、史怀壁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专题讲解了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纪律、贯彻私营企业暂行条例、重估财产和核定资本，特别是改善劳资关系，搞好经营管理等一系列问题，对于提高私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繁荣经济，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1950年，在抗美援朝的同时，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当时不少工商业者听到土改就是“流血斗争”、“扫地出门”等传言，思想上有些戒心，经营上缩手缩脚。针对这种情况，民建于7月29日举办了座谈会，邀请柴泽民同志宣讲党对土改的方针政策，并响应中共北京市委的号召，在工商界组织土改参观团，分赴京郊农村考察，考察后又组织座谈讨论。这些活动使得大家认识到土改是反封建制度，打倒地主阶级，剥夺他们占有的剥削农民的生产资料，但对地主分子实行给出路的政策，要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样，基本消除了工商业者对土改的许多误解，有利于稳定他们的情绪，安心经营管理。
从1950年7月到1951年11月，“座谈会”就抗美援朝专题，先后安排了10次报告会。黄炎培、章乃器和郭沫若等名流分别作了朝鲜问题和朝鲜人民反侵略战争的演讲。还记得郭沫若那次演讲会场爆满，连大门口也人头簇拥，创造了座谈会出席人数的最高记录，气氛热烈，感人至深。北京赴朝慰问团领导乐松生、凌其峻等人也到座谈会作了报告，还请来了两位战斗英雄报告他们在朝鲜战场的英雄事迹。这些活动揭露了美帝侵略朝鲜的野心，分析了中朝人民唇齿相依、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道理，激发了工商界人士的爱国热情，一些原来亲美的人转而积极投入抗美援朝运动。这一时期，工商界普遍订立爱国公约，有5万人参加抗美援朝示威游行，捐献战斗机34架，踊跃认购折实公债。
解放初期，人们普遍有政治学习的愿望。但是，对学什么，怎么学并不清楚。座谈会就此先后邀请胡绳、艾思奇、俊瑞、邓拓等权威人士作学习问题报告，向大家进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了解社会发展规律和掌握学习方法，思想方法的启蒙教育。许多人还记得1950年3月31日艾思奇的一次讲演，他用大量的事实，通俗易懂地讲解历史唯物主义和辨正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引人入胜。会后反映，这次报告深入浅出，使原来以为高不可攀的理论，不仅可以听懂，也能运用，掌握这样的思想武器，终身受益。
1952年初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是工商界在解放后第一次经受的群众运动的考验，也受到一次系统的思想改造和爱国守法教育。座谈会请南汉宸作动员报告，孙晓村传达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对人民事业损害的严重性及五反原则”的文件精神。黄炎培在报告中讲了守法与爱国的表现，爱国不限于守法，但爱国必须守法。在运动后期，他还传达了毛主席和他谈到的“五反”后民建的工作方针。
座谈会也关心国际时事的宣传教育，先后邀请马寅初、吴冷西、冀朝鼎、宦乡、刘尊棋等知名专家学者作过14场报告，使北京工商界开阔视野，了解我国政府对外方针政策。
正是由于4年多座谈会卓有成效的工作，北京民建在50年代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发挥了较好的推动作用。1950年北京市民建主委傅华亭、分会委员隋经仁、倪家墨开设的公司率先公私合营。1955年1月，北京有5个以民建会员为主的行业全部实现公私合营，对于全市工商业公私合营很有影响。1956年，北京首先掀起公私合营高潮，在10天内全行业公私合营顺利完成，从而带动全国公私合营运动迅速发展。
从1949年3月到1953年6月，共4年多的时间里，先后举办了153次座谈会（平均每月3次），与会听众3万多人次，民建总会有20多位领导，会外有60多位领导同志和专家学者到会讲话、作报告。岁月如流，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这些各方面的领导人、专家学者大多数已经离开了我们。今天，我们回忆往事，对当年支持和参加座谈会活动的各界人士，从内心激发出诚挚的敬意和深深的怀念！
解放初期4年多的座谈会活动是北京民建50周年历程中的一个不长的过程，但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在我看来，座谈会在宣传组织群众，在工作实践中加强民建自身的学习和思想建设、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安排工作重点，以及根据民建同工商界有广泛联系的特点，明确自己的工作和活动领域等，都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现在，我们国家正在按照邓小平理论，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条件和环境同50年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对于民建今天的自身建设，对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总格局中更好地发挥参政党作用，我以为是有益的。希望民建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持学习，努力工作，与时俱进，作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