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先进事迹

　　我来自九三学社。如果说我和大家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现在大家看得见我，而我却看不见大家……可是，我还在教博士生，还在讲新课，还在主持科研项目。28年了，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大学讲台。

　　我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大学生。15岁考上大学，19岁成为大学老师;22岁考入中科院研究生院，24岁成为该院最年轻的讲师。一路走来，阳光灿烂。

　　我从未想过，命运之手会将这一切全部夺走——1992年 ，我眼前的世界开始变得朦胧起来。先是读课文读错行，后来书上的字变得越来越模糊。更可怕的是，视野变得越来越窄，就像舞台的大幕徐徐合拢……医生诊断：视神经病变，失明将不可逆转!我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西医、中医、针灸甚至连最痛苦的球后注射，我都尝试过，可都无济于事。终于，一个早晨，我看到的是一片漆黑。那年我29岁。

　　失明的痛苦难以言表，尤其是像我这样中途失明的人，适应黑暗的过程是一种煎熬，随之而来的还有婚姻家庭的破裂……我感到了做残疾人的艰难，做残疾女性更难，而盲人又是残中之残!

　　一次坐公交，有人提醒我，“那儿有个座”!我却一动不动，站在那里拼命想：她说的“那儿”到底是哪儿?再想，一个生活中连“这儿”、“那儿”都分不清的人，她的生命的位置又在哪儿?!我苦苦思索，我该怎么办?我别无选择：只有面对现实，从头再来!

　　我像个孩子，在父母的帮助下，学穿衣、学吃饭、学走路。用吸管喝饮料，一低头，吸管却戳到了眼睛;用盲杖探路，走着走着，竟把自己给绊倒了……不能看书，我就听书，录音机用坏了一台又一台;不能写字，我就学盲文。可是，30岁的我，盲校不收，只好电话请教老师，从ABC摸起。用手指摸来代替眼睛看，实在是太难了!

　　我有一个梦，我还想教书。可是，重返讲台谈何容易。要过的第一关就是行路难。一个熟悉的声音对我说：“爸爸给你当拐杖!”就这样，失明18年，6000多个日日夜夜，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臂，坐公交、挤地铁，辗转到教学楼，风雨无阻。早上8点，我准时在教室迎接学生，他们哪里知道，为了不迟到，我和父亲不到6点就出了门;我依然写着漂亮的板书，学生们不会知道，我紧贴黑板的左手是在悄悄丈量着尺寸;我采用多媒体教学，学生们也不会知道，触摸屏上被我贴上了一小块一小块的胶布作记号;几周课下来，学生们竟未觉察他们的老师是个什么也看不见的人。作家刘恒在报告文学《小杨教书》中写到：听杨佳老师讲课是一种美的享受……

　　我还想写书。我开始尝试新的电脑语言软件，苦战数月，书一本一本出版了——《研究生英语写作》、《研究生英语阅读》，得到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中国应用语言学界第一人”、我的导师李佩先生亲自作序，并称“这是一部非常好的、令人起敬的著作”。

　　我还想读书。2000年，我考入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攻读世界排名第一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师从于《软实力》一书的作者、全球化权威约瑟夫·奈。

　　哈佛老师上课从不照本宣科，学生全凭笔记，每次课，老师布置的阅读量总不下500页，同学们都感觉时间不够用，对我来说，就更不够了。因为我必须先用扫描仪把资料扫进电脑，再通过特殊的语言软件把内容读出来。这样一来，时间全没了，只有靠拼速度了。我由原来每分钟听200多个英文单词，提速到每分钟听400个，几乎就是录音机快进时变了调的语速。就这样，我每天学习到凌晨两三点，不仅圆满完成了学习任务，而且还超出学校规定，多学了3门课。我的论文《论邓小平的领导艺术》被肯尼迪学院定为范文。教“领导艺术课”的是哈佛的顶尖教授、曾在白宫效力于四位美国总统、包括克林顿总统的高级政治顾问大卫·戈根。他为我破例打了哈佛的最高分“A+”,并赠书题字：“Jia，you taught us more.”(佳，你教给了我们更多的东西。)

　　毕业典礼上，当我从院长约瑟夫·奈手中接过毕业证书时，他对我说：“Congratulations!Jia,you’re China’s soft power!”(“祝贺你!佳，你是中国的软实力!”)顿时，全场几千名师生自发起立，为我，为哈佛大学建校300多年来第一位获得MPA学位的外国盲人学生鼓掌欢呼。那一刻，我感到无比自豪，我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人是好样的!

　　哈佛学成归来，迎接我的是一个更加开放的光明的世界。我在中国首创《经济全球化》、《沟通艺术》课程，成功将哈佛大学MPA课程本土化;我的课被评为“优秀课程”，自己也由“优秀教师”成长为“杰出贡献教师”和中国科学院创新文化建设先进个人。担任奥运会专家顾问期间，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赛会志愿者制定了“NP3S”专业服务标准，填补了国内空白;我还担任了《科技助残全球化与标准化》科研项目负责人，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唯一的盲人女性。

　　其实，一个人以何种方式获取知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运用所学知识服务社会、报效祖国。

　　2008年10月下旬，我随全国政协团在上海视察，一份急电让我立即赶赴纽约竞选“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委员。我肩上的担子很重，这是历史上最为激烈的一次联合国官员竞选。41个缔约国参加投票，有23名候选人。委员会由12名专家组成，一半任期两年，一半任期四年。澳大利亚的候选人一个月前就天天在联合国总部进行游说了。能否当选?按照公约规定，“委员会成员应当以个人身份任职，品德高尚，在本公约所涉领域具有公认的能力和经验”。我是中国政府提名的候选人，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个人。我活跃在会场内外，与各缔约国代表热情交谈。11月3日正式开始投票，角逐无声而又激烈，连选三轮，我在第一轮就高票胜出，紧接着开始抽签，中国又当选任期四年的国家。

　　我忘不了，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给我发来了贺信。信中说：“担任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委员既是荣誉也是责任，相信你一定能够不负重托，不辱使命。”

　　联合国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人权领域斗争尤其激烈，冷战思维明显存在。

　　去年2月，我参加了委员会首次会议，发现委员会领导层的人选中，世界五大洲唯独没有亚洲!没有中国人，这将对我国履约非常不利。我据理力争，用精湛的演讲赢得了满堂喝彩，得到委员会两次提名，最终当选为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并在今年选举中连任，成为4位官员中唯一连任者。这既体现了各国委员对我工作的肯定，更彰显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然而，中国的影响力必须靠自己去拼搏方可获得。联合国目前存在着将中文边缘化的趋势。今年2月举行的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秘书处就突然发难，以联合国经费紧张为由，要求委员会工作语言中取消中文。我绝不让步，捍卫了我们中华文化的世界地位，为我国在国际上赢得了话语权，为构建和谐世界作出了贡献。

　　去年我国第19个助残日，我说服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主席特别向中国发来贺信。青海玉树地震，我在第一时间请求联合国发表声明。这样做绝非易事。因为委员会当时正忙于讨论智利震后重建问题，我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没想到在第二天一早，北京时间4月15日2点44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和人权高专办，联合发表“关于中国青海玉树地震的声明”。这种闪电般的速度，对于联合国是前所未有的，被推崇为“中国模式”。我利用联合国这一平台，让世界把目光一次次投向中国。

　　今年是“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履约年，委员会开始首次审议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履约报告。这标志着残疾人事业领域国际规则的执行刚刚开始，也意味着科技助残全球化的竞争更加激烈。上个月在华盛顿召开了“科技助残：全球机遇和挑战”的国际论坛。美国正在想方设法锁定全球6.5亿残疾人这个大市场。中国是世界残疾人口第一大国，早在《论语》中就详细记载了孔子帮助盲人乐师的故事。有着悠久助残先进文化的国度，应抓住机遇，抢占阵地。作为崇尚科学的九三学社社员，我已提出建议，创办“科技助残全球化研究中心”，填补世界空白。

　　温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这也是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宗旨。“公约”生效仅两年，已有147个签约国和96个缔约国。美国打破了不加入任何国际人权公约的惯例，于去年7月成为“公约”签约国，并有望在奥巴马任期内成为缔约国。各国普遍认识到，如果忽略了残疾人这一群体，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哪一项都无法实现。

　　作为首届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我在开拓一个新领域，这一领域是科技外交、人文外交、人道外交的复合，也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好时机。

　　一滴水也能映出太阳的光辉。通过我可以让世人看到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精神，看到一个大国的崛起，一个和谐社会的构建，因为只有国家好了，残疾人才会好，残疾人好了，国家才会更好。

　　10年前，我当选为全国先进工作者，今年又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称号。我感谢父母，感谢九三学社的培养，感谢中央统战部领导及社会各界的关爱，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失明将我的人生一分为二，29岁之前，我是在超越别人;29岁之后，超越自我。感谢命运让我知难而进、自强不息。一个人可以看不见，但不能没有见地;可以没有视野，但不能没有眼界;可以看不见道路，但绝不能停止前进的脚步!100次摔倒，可以101次站起来!让我们携手共进，战胜昨天，超越今天，迎接阳光灿烂的明天!

　　(本文为杨佳在2010年12月13日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先进人物事迹报告会上的报告内容，刊载在《身边的榜样——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先进人物事迹报告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