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9月1日，中共十二大在北京召开。大会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确定了分两步走、实现国民经济翻两番的奋斗目标。大会提出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确立了新时期多党合作的新的政治基础和奋斗目标，使广大民建成员深受鼓舞，极大地调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

　　第一节　 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3年11月8～19日，民建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工商联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同时举行。出席民建四大的代表共500人，来自192个地方组织，代表着26 372名成员。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以中共十二大精神为指导，回顾和总结三大以来的工作，制定今后的工作方针和任务，动员全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开创民建工作的新局面。

　　大会开幕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宣读了中共中央的贺词。贺词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民建、工商联对团结、教育成员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又推动成员发挥经营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建、工商联制定了“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积极参与国家大事的协商，对经济建设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建议;协助党和政府落实各项政策，广泛团结工商界和与工商界有联系的人士;努力开展对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国外侨胞中工商界及有关人士的联络工作，促进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特别是近两年多来，民建、工商联成功地开展了经济咨询服务和工商专业培训工作，在传播科学技术、改善一些企业的经营管理、安置待业青年、以智力支援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等方面，走出了新路子，取得了新成绩，创造了新经验。

　　胡厥文致大会开幕词。他说，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召开的。希望把大会开成继往开来，更好地开创民建、工商联工作新局面的大会，开成初步实现新老干部交替、合作，发扬大团结精神的大会。

　　胡子昂代表民建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和全国工商联第四届执行委员会作了《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为开创民建会、工商联工作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的共同工作报告。孙晓村代表民建第三届中央委员会作了《团结奋斗，自强不息，开创民建工作新局面》的工作报告。

　　大会认为，自上届代表大会以来的4年，是建国以来民建、工商联广大成员为国家建设服务力量最集中、心情最舒畅的4年。各级组织和成员用自己的行动，努力实践“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创造性地开展了经济咨询服务和工商专业培训活动，找到了发挥成员特长、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的有效途径。大会对这一时期工作的基本经验作了总结。一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同民建、工商联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二是联系实际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提高成员的爱国主义觉悟。三是组织起来，充实骨干力量，扩大为四化建设服务的队伍。四是全心全意地依靠群众，扎扎实实地调查研究。五是主动争取中共党委和政府的支持，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会议强调指出，从1979年提出“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到1981年提出开展经济咨询服务和工商专业培训这条为四化服务的新路子，以及今后各项工作的蓬勃开展，始终贯彻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坚定不移地同中共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不断提高学习领会和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的自觉性，从民建、工商联的实际出发，在“结合”上下工夫，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的优势，努力摸索具有自己特色的为四化服务的新路子。

　　大会通过了《中国民主建国会章程》。新会章对民建的性质、地位作出如下规定：“中国民主建国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民主党派，是在中国人民革命进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具有爱国革命的光荣历史”。“本会的一切活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根本准则”。会的发展对象是“与本会历史上有关系或工作上有密切联系的从事工商企业工作和其他经济工作的人士以及有关人士。”新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设主席、副主席，并成立中央执行局。

　　大会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大会选出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86名。随后召开的四届一次中委会会议选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57名。会议选举胡厥文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子昂、许涤新、孙起孟、郭棣活、孙晓村、周士观、童少生、浦洁修、汤元炳、吴志超、陈邃衡、陈铭珊、万国权、冯梯云、黄大能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秘书长为蒋达宁。当选常委的有：于子敬、王涛、王光英、王艮仲、王纪华、方文瑜、邓季惺、艾鲁川、卢燕南、叶仁寿、田玉璞、成盛三、师星三、朱绍文、朱德禽、华煜卿、向德、刘公诚、刘丙吉、刘崑水、刘靖基、孙延年、苏宝琮、李文杰、杨天受、杨克成、杨美真、吴大琨、吴觉农、吴羹梅、沈翰卿、张仕骞、张焕文、张敬礼、陈乃昌、陈子彬、陈祖湘、罗叔章、孟昭伯、荣毅仁、柏岳、钟复光、侯启兴、祝公健、莫艺昌、倪家玺、徐崇林、郭守昌、资耀华、浦亮元、黄凉尘、章元善、董幼娴、虞效忠、蔡载经、漆琪生、潘廉志。

　　为适应会的长期发展的需要，减轻老同志的繁重工作，让年富力强的同志担当中央的日常工作，逐步实现新老合作交替，从本届开始，民建中央设立了中央执行局。经四届一中全会选举，孙晓村任中央执行局主任，冯梯云任副主任，委员有蒋达宁、朱德禽、周同善。中央执行局在中央常务委员会领导下，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另据新会章规定，民建中央设立了中央委员会顾问。这些措施，既加强了各级领导集体对会务工作的领导，也为逐步实现新老合作交替创造了条件。

　　大会期间，胡耀邦、邓小平、彭真、邓颖超等会见了全体代表。

　　第二节　 积极履行政党职能

　　一、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

　　中共十二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逐步朝着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大问题，都向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通报情况、征求意见。在此过程中，民建本着肝胆相照的精神，坦诚地提出意见和建议。在这一时期，中共地方党委同民主党派地方组织之间的政治协商情况也有了很大发展。民建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受到中共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和采纳。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79年年初到1986年年底，民主党派领导人出席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召集的各种协商会33次，超过了“文革”前17年的总和。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整党。中共中央整党工作委员会作出《在整党中充分听取党外朋友和党外群众的意见的若干规定》。随后，民建中央向地方组织发出通知，要求把帮助中共整党作为全会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通过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实践，提高全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自觉性，提高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思想觉悟。

　　在帮助中共整党的过程中，民建中央多次召开座谈会，收集意见和建议。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88岁高龄的胡厥文作书面发言，他在充分估计整党工作的重要意义之后，提出一定要始终做到整党与生产、工作两不误，充分听取党外群众的意见，要有具体的适当的措施和制度。他的意见，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并在工作中予以采纳。

　　在民建四大期间，一批成员担任了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在政府任职。其中，有1 140人担任各级人大代表。胡厥文、荣毅仁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5人担任全国人大常委，38人担任省级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常委，125人担任市、县级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常委。成员中担任各级政协委员的有3 030人。胡子昂、王光英、刘靖基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25人担任全国政协常委，182人担任省级政协副主席和常委，500人担任市、县级政协副主席和常委。此外，还有一批成员在政府和司法机关任职，21人担任副省长、副市长，34人担任正副厅局长。1988年2月，冯梯云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副部长，这是“文革”以后第一位非中共党员担任的副部长。

　　参加人大、政协和政府工作的成员，认真负责地履行各自的职责，发挥了重要作用。陈邃衡在1957～1966年曾任南京市副市长。1981年，他再次出任南京市副市长。他与中共党委和政府密切合作，关心人民疾苦，认真负责地为群众办理各种他们热切盼望解决的老大难问题，被市民誉为“马路市长”。为此，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的内部刊物专门介绍了他的事迹，称赞他“像一个党性很强的共产党员那样在工作”，“值得广大干部和共产党员学习”。

　　二、为经济体制改革献计献策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改革的重点由农村逐步转入城市，城市经济改革由试点发展到全面铺开。民建各级组织和成员围绕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结合各自实际，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向中共和政府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

　　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就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党外人士征求意见。当时，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正在广州召开14个沿海城市和特区工作座谈会。会议期间，就我国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改革的思路，民建、工商联如何参与改革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这次会议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经参加协商会的孙晓村向胡耀邦等领导人反映后，得到了充分肯定。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私营经济的发展为社会各界所关注。民建中央认为，私营经济是我国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做好对私营经济及其代表人士的工作，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关系极大。民建不仅有责任、而且有条件协助政府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为此，孙起孟、孙晓村、汤元炳、陈铭珊、万国权、冯梯云等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作了联合发言，强调要加强对私营经济情况的调查和理论研究，以此作为制定政策、法律的可靠基础。随后，民建中央组成调查组，与民建浙江省委一道，赴温州市进行典型调查。这一行动，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大力支持。这次调查形成了《温州私营经济调查报告》及专题报告十余份，分送中共和政府有关部门。在1988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汤元炳、陈铭珊、冯梯云再次联合发言，赞成在宪法中增加私营经济的内容，并从政策措施及法律法规等方面提出11条具体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同志指示有关单位和部门，在制定私营经济的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时，要注意听取民建、工商联的意见。此后，民建、工商联先后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关于私营企业若干税收政策的规定》的修改讨论，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在此期间，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经过全国规模的调查，还先后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改革茶叶管理、流通体制的建议》、《关于充分发挥人民银行对宏观经济控制和调节作用的建议》、《关于加快和深化外贸体制改革的几点建议》。这些建议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重视。胡耀邦对民建、工商联关于茶叶问题的建议作了批示。国家经委据此召集商业、经贸、农业、财税等部门的负责同志对建议进行了研究，认为民建、工商联对茶叶产供销问题的分析透彻，提出的建议是好的。所提17条建议，除涉及机构设置需通盘考虑外，均被采纳。

　　各级地方组织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献计献策活动。为反映和交流成员参政议政的成果，民建福建省委于1986年2月创办了《咨询与建议》。其中，许多建议得到省委省政府的肯定和采纳。有的还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上海社科院将这份刊物收入《全国社会科学内部刊物总揽》。

　　三、努力拓展社会服务工作

　　在民建四大期间，民建、工商联更加有组织地广泛开展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活动，使为四化建设服务的工作不断得到深入。

　　一是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

　　1983年，民建、工商联开始建立东、中部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同西部地区的对口支援协作关系。北京、辽宁、河北支援内蒙古，天津支援甘肃，上海支援宁夏、新疆，江苏支援广西，上海、浙江支援云南，山东支援青海，把东、中部的智力优势与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结合起来，取得了明显成效。

　　1984年，陕、甘、宁、青、新西北5省区民建、工商联建立了地区间的协作组织，每年召开一次会议。第一次会议在甘肃兰州举行，参加会议的除西北5省区外，还邀请了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川、广西等民建、工商联省级组织负责人和地方党委统战部、民委的负责人参加。从1984年到1988年，每年一次的西北5省区协作会议，实际上成为民建、工商联全国性的支边扶贫工作会议，沟通情况、总结经验、研究问题、明确任务、推动工作，为搞好支边扶贫工作发挥了很大作用。

　　1985年5月，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召开了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交流会，表彰了一批做出突出成绩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开展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从实际出发，在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生产力、培训急需的专业人才、发展乡镇企业、建立横向联系、引进先进技术等方面做好工作，把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推向一个更加扎扎实实的、更加讲求效益的新阶段。

　　1986年，上海市民建、工商联与宁夏民建共同对固原地区的4个县进行宏观咨询考察后，根据当地资源特征，提出了《关于宁夏固原地区4县脱贫致富的咨询考察综合报告》。这一活动，开拓了以政策性咨询为重点的支边扶贫新途径。

　　1987年3月，民建、工商联与国家民委组成联合扶贫工作小组，在广西百色地区的靖西、德保等4个县建立了扶贫联系点，本着“一点多线、咨培兼顾、宏微结合、民县共富”的指导思想，从对地区经济发展规划论证到解决企业生产技术问题、提高经济效益、培训人才、发展支柱产业，做了大量工作。

　　根据咨询工作的发展，1987年4月28日～5月4日，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在北京召开经济咨询工作会议。28个省级组织和9个计划单列市的民建、工商联的负责同志，共110人参加了会议。23个省、区、市的统战部和民委、科委的负责同志也应邀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咨询工作的意义和作用、建立咨询机构、加强横向联合等专题进行了讨论。会议认为，经济咨询工作是民建、工商联重要的长期任务。会议确定，把“加强组织、开展联合、发挥优势、讲求实效”作为今后经济咨询服务工作的方针。这次会议，对进一步推动民建、工商联的经济咨询工作起了积极作用。

　　二是协助政府实施“星火计划”。

　　198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家科委组织实施“星火计划”，中心内容是依靠科学技术振兴地方经济。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立即着手研究和部署为实施“星火计划”服务的工作。5月12日，以国家科委、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和光大实业公司的名义，向各地方组织发出《关于密切配合，为实施“星火计划”做贡献的联合通知》。8月9日，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又向12个省、7个市的地方组织发出《关于配合实施“星火计划”进行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与当地科委及有关部门密切联系，积极参加或协助开展工作，并及时沟通情况，交流经验，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作出成绩。在“星火计划”实施一周年之际，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再次发出《关于配合实施“星火计划”，深入开展咨询培训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组织在前一段取得经验的基础上，把工作推开并引向深入。在以后的4年里，民建、工商联成员以所在企业、单位为基础，面向中小城市，面向乡镇企业，面向少数民族地区，向各类工商企业提供咨询服务1?5万多项，带来的经济效益约12亿元。其中一些项目是国家“星火计划”和国家扶贫计划的项目。

　　三是面向社会、面向改革，广泛开展培训工作。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开拓培训工作的新局面，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于1984年召开工商专业培训工作经验交流会。会议认为，经济咨询服务和工商专业培训工作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天地，可以同步进行，相互提高，是发挥民建、工商联自身优势，把中共的方针政策同民建、工商联实际相结合的具体体现。会议提出已办的培训学校要继续巩固、提高质量，同时要面向中小，面向农村，面向少数民族，支边、支农、支军，有计划地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培训工作。

　　为了宣传经济体制改革，从1983年起，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与北京市民建、工商联在京联合举办“现代经济知识讲座”，请我国著名专家、学者和国家经济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就经济体制改革重大问题作报告。到1987年，共举行了38次。每次讲座都有上千听众。于光远、万典武、蒋一苇、孙尚清、牛立成、苏绍智、刘鸿儒、刘卓甫、苏星、何建章、张卓元、董辅礽、吴明瑜、沈尧曾、闫承宗、千家驹、许涤新、陶大镛、刘国光、经叔平、李文杰、朱绍文、黄大能、周叔莲、吴敬琏、吴家骏、杨启先等先后应邀作了报告。由于当时人们的思想还没有从计划经济的模式中解放出来，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不深，甚至思想上出现反复，因此，报告会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天津、唐山、张家口等地也有不少会员赶来听讲。

　　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1985年，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与商业部、邮电部联合举办外经工作人员培训班。1986年，经国家教委核准，上海市民建、工商联创办了上海工商学院，这是全国第一所民办财经类成人高等教育学校。学院设立对外经济贸易、工业企业管理和财务会计3个系、5个专业，主要培养涉外经济专业人才。学院还根据社会多方面的需要，举办了市场营销、外贸实务、经济法、外贸英语等短期培训班，与沪港经济发展协会联合举办了外贸经营管理高级培训班，受市经委委托开办两年制对外经济贸易和工业企业管理专业合格证书班等。由于学院教学质量较高，赢得了社会的好评。1988年，在校学生达到1 750人。1992年8月，上海工商学院被国家教委评为全国成人教育先进学校。

　　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是新时期军队建设的重要任务。配合部队做好人才培养工作，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1983年以来，一些地区的民建、工商联组织密切配合当地部队举办各类专业培训班，受到部队官兵的欢迎和好评。1985年，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培训军地两用人才工作的通知》。1987年，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先后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联合发出警民共育两用人才的通知。北京市民建、工商联通过刊登广告、发函、电话联系等办法，主动将自己的培训内容、师资情况和办学条件等告诉驻京部队，按照部队实际需要，采取灵活方式为部队培训人才。陕西省民建、工商联为省武警直属大队送教上门，培训汽车、摩托车维修人才。部队的同志赞扬说，民建、工商联不为名利、不图钱财，是真诚为部队育才尽力。

　　在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中，民建、工商联各级组织注意把咨询服务与培训人才结合起来，积极为少数民族培养各类专业人才。1986年7月，国家民委、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共同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协作，大力开展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咨询和工商专业培训工作的联合通知》。这一年，民建重庆市委主办的财经中专受民委委托，开办寄宿制少数民族初中班。开学典礼时，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发了贺电，并向43位学员赠送了棉衣。后来，民族初中班发展为重庆市民族职业中学，成为西南地区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基地之一。《人民日报》专题介绍了他们的事迹。

　　民建四大期间，各地组织举办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职业学校、业余学校152所，开办短期职业技术培训班6 542个，初步形成了以工商经济专业为主的多层次、多形式的职业技术教育与成人教育网络，接受教育的有180多万人(次)。

　　为了检阅为四化建设服务的成果，1985年10月，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为四化建设服务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大会上，民建、工商联有96人被表彰，占总数的24%。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到会致贺词。李先念、邓颖超、习仲勋、田纪云、杨尚昆、薄一波等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出席表彰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

　　四是创办各类企业，直接参与经济建设。

　　1986年6月10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正式成立。胡子昂担任董事长，张敬礼、古耕虞、黄凉尘、孙晓村、陈其襄、万国权、邹斯颐担任副董事长，总经理为邹斯颐。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为国务院的直属公司。公司的重要特色和主要任务是：充分发挥全国工商界人士的作用，采取多形式，通过多渠道，在多层次、多领域开展内外经济活动，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直至1989年，国务院调整直属公司时被撤销。1984年，民建成员、我国著名爱国企业家卢作孚的长子卢国维提出创办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得到中共湖北省委和省政府的支持。公司创办以后，为当地引进资金技术、特别是发展长江航运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86年11月，胡子昂致信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将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所属咨询服务机构有计划、有步骤地转为事业单位，并逐步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咨询服务网络。这个建议获国务院批准后，1987年4月24日，中国工商经济咨询公司正式成立。公司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法人企业。万国权任董事长，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咨询培训办公室主任柏岳为总经理，董事会成员由省级组织民建、工商联推定代表组成。

　　从80年代初开始，民建、工商联各级地方组织也先后创办了各类工商企业。到1985年年底，已有各类企业1 300多户，从业人员超过10万人。为了加强管理，引导企业健康发展，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于1986年6月在湖南长沙召开全国企业工作会议。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民建、工商联兴办企业的目的和任务，要求全会所有企业必须爱国、守法、敬业，遵守国家政策法令，端正经营作风。会议经过讨论，形成了加强企业管理工作条例，使各地组织对所属企业的管理有章可循。

　　第三节　 纪念民建成立40周年

　　1985年12月16日，是民建成立40周年纪念日。为了回顾民建成长和发展的历史，鼓舞成员继承和发扬民建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作出更大贡献，民建中央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

　　出席大会的有：民建中央主席、副主席，在京中央委员、顾问，第一届理事监事成员，以及北京市部分民建会员。应邀参加大会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国务委员谷牧，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钱昌照，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其他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及各团体的有关负责同志。

　　纪念大会由孙晓村宣读胡厥文的讲话。胡厥文在讲话中，回顾了民建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在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中走过的光荣的革命历程。他说，民建成立以后，积极参加了反帝、反独裁统治，以及争取民主、和平、统一的斗争，1948年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口号”，1949年9月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制定共同纲领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民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时期，根据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培养和提高工商业者成员成为工商界中的骨干分子，团结工商界，配合政府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主要任务，尽到了我们光荣的历史责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经过拨乱反正，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民建工作也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1979年10月，民建三大制定了“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各级组织和广大成员怀着强烈的报国热情和献身精神，投入到为四化建设服务的工作中，作出了积极贡献。

　　讲话高度概括了民建在40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优良传统。第一，坚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40年来，促使本会坚持站在中国人民的一边，站在忠实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一边，始终为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繁荣而努力奋斗的思想基础之一就是爱国主义。第二，坚持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党密切合作，一道前进。几十年来，本会在长期的锻炼和考验中形成了与党越来越亲密的合作。今后本会各级组织和全体成员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自觉地争取和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密切结合本会的具体实际，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诚心诚意地做中国共产党的诤友。第三，坚持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几十年来，本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关心帮助下，坚持推动成员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在新的时期，我们一定要正确认识不断发展的形势，在坚持改革和贯彻开放、搞活方针的前提下，抵制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腐蚀，继续坚持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不断提高思想觉悟，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

　　彭冲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以热烈的祝贺。他说，民建成立后，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积极参加了爱国反帝和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统治的斗争。民建在人民革命和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写下了自己的光辉篇章。新中国成立后，民建进一步宣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逐步确立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在参加人民政权建设、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在参加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在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民建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十年内乱期间，民建的领导人和许多成员受到了迫害，但他们跟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经受了考验，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特别指出，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后，民建适应形势的发展，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轨道上来，提出了“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中重大问题的协商，对国家建设的各方面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和建议，积极协助党和政府贯彻落实各项政策。特别是民建和工商联一起面向社会，面向城乡企业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积极开展经济咨询服务和工商专业培训工作，在对外开放中协助政府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开辟了为四化建设服务的新路子，取得了显著成绩，日益显示了重要的作用。彭冲的讲话，对民建的历史和贡献作了高度评价，给民建各级组织和成员以极大的鼓舞。

　　在纪念大会上，杨静仁代表全国政协、钱昌照代表其他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辞。

　　民建地方组织也举行了相应的纪念活动。

　　第四节　 召开全国代表会议

　　一、采取措施，加强自身建设

　　民建四大以后，为了保证和推动为四化建设服务工作的顺利开展，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于1984年4月在北京召开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会议由胡子昂主持，胡厥文讲话。会议确定了新形势下改善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方针、任务和要求。1985年，为了更好地从各自的实际出发加强宣传思想工作，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各自成立了宣传职能部门，宣传机构开始分署办公。同时，《民讯》在停刊28年之后，于1986年1月正式复刊。

　　在四大期间，广大成员立足本职、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骨干带头作用，许多成员作出了优异的成绩，全会受到各种表彰和奖励的累计2万人(次)，500多人获得省级以上荣誉称号。

　　在加强思想建设的同时，组织建设迈出了很大步伐。1983年四大召开时，全会共有成员26 372名，其中77%是原工商业者，平均年龄62?2岁，老化问题严重。在此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发展成员475名，同一时期逝世325名，增长幅度很小。有的地方组织是负增长。由于当时组织发展的指导思想不够明确，在一段时间组织发展工作几近停滞。对这种状况，民建中央进行反复研究，认为关键是要解放思想，放宽视野，根据政治任务的需要，从实际出发，重新明确组织发展方针。为此，1985年1月的四届二中全会，重点对组织发展问题进行研究。会议提出，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在工作中发展、发展为了工作”的原则，积极主动地做好发展成员的工作，特别要注意发展从事工商企业和其他经济工作的中年人士。同年8月，民建中央又召开了组织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以中年知识分子为主，把经济师、会计师、统计师、工程师、财经界人士、经济理论研究与教学工作人士、在工商企业中担任一定领导职务或社会联系较广泛的经营管理人员、生产技术人员等作为重点发展对象。这次会议，对组织发展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1987年9月，民建中央在唐山市召开27个省级组织、14个市级组织参加的组织工作会议。与会同志围绕发展与巩固、数量与质量、调动新老成员积极性和活跃基层组织生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议认为，要把发展工作作为长期的战略任务，坚持发展与巩固相结合，在工作中发展、发展为了工作，以中上层为主，注重发展的代表性、影响力的方针。

　　到1987年底，成员总数达到41 744人。平均年龄降到59岁，文化程度提高，在职人员比例增加，结构有所改善。地方组织发展到231个，基层组织发展到2 414个。

　　这一时期组织工作的一个突出成果，就是新老合作交替有了新的进展。根据四大决定，民建中央设置了中央执行局和荣誉职务，为促进新老合作交替创造了条件。四大以后，民建中央对执行局和各工作机构进行了几次调整。在1985年的四届二中全会上，孙晓村主动辞去了执行局主任职务，选举万国权为执行局主任，增选冯克煦为执行局委员，工作机构进一步年轻化。

　　此后，民建中央把培养、选拔、考核、引进年轻同志，建立后备干部队伍，推动新老合作交替，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从1985年12月起，连续举办了6期读书班，培训成员118名，从中物色、选拔了一批骨干力量，充实到中央和省级组织的领导机构、工作机构。

　　二、召开全国代表会议

　　1986年12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198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深化企业改革、全面提高经济效益等决策。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确定今后工作任务，同时也为推进民建中央领导机构的新老合作交替，民建全国代表会议于1987年2月20～24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组织的会员代表395名。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宋任穷代表中共中央到会祝贺。他在讲话中说，民建自1983年以来，在“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纲领下，工作有了新的发展，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民建的领导同志和各级组织参与了国家和地方重大事务的协商、讨论，向党和政府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和建议，协助落实各项统战政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作用。民建还发挥成员在经济管理、专业技能等方面的特长和海外联系比较广泛的优势，面向社会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经济咨询服务和工商专业培训，开展海外联谊活动，协助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为促进我国的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会议由胡子昂致开幕词，汤元炳宣读了胡厥文《关于民建工作当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报告认为，中共中央重申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具有特别意义。民建完全赞同中共中央的重要决策。报告指出，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制定的政策。应竭尽所能帮助中共做好政治思想领域的这项大事，并从中得到应有的教育和提高。报告指出，当前民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组织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新贡献;为发展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贡献力量;立足大陆，面向台湾，面向港澳，面向海外，积极开展海外联谊工作，为实现祖国统一服务。报告要求，加强民建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为迎接民建五大做好准备。

　　会议补选了中央委员28名，首次设立并选举了候补中央委员24名。中央委员平均年龄下降了6?6岁。

　　为了逐步推进中央领导机构的新老合作交替，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咨议委员会。会议选举咨议委员会委员37人，常务委员16人，选举孙晓村兼任中央咨议委员会主任。

　　这次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的调整，是民建中央领导集体在新老合作交替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

　　1987年11月，胡厥文向民建中央提出请求辞去主席职务，建议由孙起孟担任主席。民建中央将胡厥文的请求和建议用代电的形式发给中央委员。在同年12月21日召开的四届七次常委会上，根据中央委员书面答复所表达的一致意见，决定接受胡厥文的辞职请求，推选他为民建历史上第一位名誉主席。会议选举孙起孟为民建中央委员会主席。

　　胡厥文在担任三届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四届中央委员会主席期间，领导全会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全会同志一道开创了民建工作的新局面。他时时关心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建的兴旺发达，为国家为民建举贤荐能，为实现新老合作交替尽心竭力。他高瞻远瞩，以事业为重，以大局为重，辞去主席职务，在会内外产生了令人瞩目的政治影响。

　　第五节　 积极开展联络工作

　　民建、工商联从恢复工作到1983年，先后接待了14个国家和地区的来宾2?7万多人(次)，到1988年6月，又接待了约3万人(次)。这期间，许多成员还通过参加人大、政协、政府以及工商联出访的机会，进行联络工作。在接待工作中，帮助一部分海外同胞解决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消除了一些海外人士对大陆现状和政策的猜疑与顾虑，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政府代表团草签了联合声明。9月27日，胡厥文、胡子昂向新闻界发表讲话，“这不仅是中英两国历史上的大事和好事，也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和好事，为全世界树立良好的典范”。次日，民建中央在北京的主要领导成员就联合声明草签举行了座谈会。

　　这一时期联络工作的一大特点，就是同为经济建设服务紧密联系。主要是根据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穿针引线、铺路搭桥，协助政府引进资金、人才、技术设备，促进贸易往来。据不完全统计，民建四大召开以后的5年里，民建、工商联协助政府引进资金达19?6亿多美元。仅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联络委员会就与政府有关部门及进出口公司联系商谈各种业务项目167项，涉及美、英、法等12个国家和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