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持续十年之久、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经过拨乱反正，民建逐步恢复了组织活动，开始了新的发展时期。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和“左”倾错误，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开辟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多党合作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民建在工作上和组织上都呈现出勃勃生机。
第一节 逐步恢复组织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广大民建成员无不兴高采烈、奔走相告。10月24日，民建中央领导人和机关干部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庆祝粉碎“四人帮”胜利的集会游行。1977年2月18日，胡厥文、胡子昂应邀参加了十年以来首次举行的全国政协春节联欢会。1977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召集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和统战部部长，集中讨论支持各民主党派恢复活动的问题。10月11日，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就恢复和开展组织活动进行了协商。
恢复活动，首先是建立中央领导机构。12月24日，民建中央成立了临时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胡厥文负责，胡子昂、孙起孟、郭棣活、孙晓村参加。全国工商联由许涤新、荣毅仁、黄长水、胡子昂、巩天民、沙千里、吴雪之、刘国钧、孙起孟、罗叔章、胡子婴组成临时领导小组，胡子昂为负责人。鉴于民建、工商联长期协作的传统和经验，为进一步加强民建、工商联的协作，成立了由吴雪之、罗叔章、孙晓村、胡子婴组成的临时联合工作委员会，负责处理民建、工商联协作的日常工作。临时联合工作委员会下设若干小组，具体负责组织、宣传、联络等方面的工作。
中央领导机构建立以后，面临的任务十分繁重。一方面，必须尽快把在“文革”中遭到破坏的地方组织恢复起来，把成员联系、发动起来;另一方面，协助中共和政府继续拨乱反正，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在此基础上打开工作局面，发挥作用。
在此期间，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协五届一次会议于1978年2～3月间在北京召开。胡厥文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子昂、荣毅仁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利用人大、政协会议的时机，多次邀请参加会议的成员座谈。时隔十多年以后，大家又聚集在一起，倍感兴奋和喜悦。在座谈中，大家分析和反映了当时民建、工商联成员的思想动态、各地工作情况以及有关落实政策等方面的问题。
人大、政协会议以后，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组织了两个参观团，分赴四川、上海、福建等地考察了解情况，研究如何恢复组织、开展工作等问题。为了加强对地方工作的指导，从1978年1月起，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联合编印了《工作通讯》、《学习通讯》、《各地情况摘编》等内部刊物，不定期分送地方组织。到1979年7月，先后印发了30期。
第二节 召开成都、武汉会议
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成员有强烈的愿望和积极性，渴望为四化建设服务出力。但由于一些现实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的困扰，无论思想上和工作上都存在大量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为此，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于1978年11～12月间，委派胡厥文、胡子昂分别赴武汉、成都召开座谈会，就民建、工商联今后的方针和任务、组织的恢复和发展等问题，进一步了解情况，开展讨论，统一认识。参加成都会议的有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省和成都、重庆、贵阳、昆明、西安市民建及工商联的部分负责同志。胡子昂、孙起孟、胡子婴、黄凉尘、冯和法、周同善等参加了会议。参加武汉会议的有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山东、河南、江西、安徽、上海和武汉、长沙、广州、南宁、济南、青岛、南昌、合肥市民建及工商联的部分负责同志。胡厥文、胡子昂、孙晓村、虞效忠等参加了会议。
成都会议于11月20日开始，胡子昂出席并讲话。会议着重讨论研究了民建、工商联的方针任务，并对成员的政治思想状况展开了热烈讨论。武汉会议于12月5日开始，胡厥文出席并讲话。会议主要就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特别是“摘帽子”问题进行了讨论。两次会议形成了纪要。会议认为，国家的工作重点已转变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全国人民、各条战线、各行各业头等重要的任务。民建、工商联必须为这个头等重要的任务服务。经过近30年的教育和改造，民建、工商联成员在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以及其他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变化。公私合营企业已经转为国有企业，定息已经取消，工商业者的工作和实践事实上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他们已经愈益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但仍然具有两面性，需要继续进行思想改造。会议要求，要做好成员中有文化、技术和管理知识的人员的工作，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同时，注意做好在国外的子女亲友以及国外侨胞、港澳同胞的联系接待工作，积极参加对台工作和外事工作。会议决定，要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积极争取中共的领导和支持，把恢复地方组织、建立基层组织的工作抓紧抓好，为召开民建三大和工商联四大做好准备。
随着组织的恢复，地方组织的工作也逐步展开。1978年上半年，浙江省民建、工商联拟订计划，推动成员调查研究，为加强企业管理提出建议。其中，《关于改进茶叶质量方面的几点建议和茶叶业向现代化进军的几点设想》、《关于百货业改善经营管理的建议》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上海市民建、工商联着重对有技术专长的成员进行了解和统计，发现他们大多数是工程技术人员，还有不少是外语人才。这一情况，对解决当时我国科教和经济领域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起了雪中送炭的作用。重庆市民建、工商联发动骨干成员献计献策，提出了提高生产、加强服务，革新挖潜、修旧利废，挖掘技术潜力、专业人员归队，勤进快出、加速资金周转等对当时企业经营管理针对性很强的建议。在景德镇陶瓷行业工作的原工商业者，一半以上获得先进生产(工作)者称号。广东省民建、工商联成员在恢复工作以前就参与了港澳同胞的联谊、接待工作。1979年，他们在与香港工商界人士交往中，获悉其有意在广州投资，便积极牵线搭桥，促成广州市羊城公司与港商合资兴建中国大酒店的项目。
第三节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约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5位民建、工商联老同志。邓小平首先提出，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建议，我们很高兴，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胡厥文接着发言说，原工商业者的技术专长不能发挥，统战部的投降主义帽子没有摘掉，这些问题不解决，工商界心有余悸。胡子昂补充说，原工商业者在技术管理专长方面大有人力可挖。荣毅仁发言提出，吸引外资需要有一个部门，避免多头对外。古耕虞谈到，只有明确建国以来17年的统战政策是正确的，才能解决干部心有余悸的问题。他建议摘掉资本家的帽子，并递交了书面建议。邓小平认真听取了“五老”的意见，提出要落实原工商业者的政策，钱要用起来，人也要用起来。
1979年6月，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的开幕词中，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科学界定了中国民主党派的性质和作用。邓小平指出：“我国的资本家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移国家手中，定息也已停止十三年之久。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各民主党派“现在它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
对邓小平的讲话，广大民建、工商联成员无不欢欣鼓舞，称之为邓主席为我们“脱帽”(脱资产阶级的帽子)“加冕”(加劳动者之冕)。
邓小平关于新时期民主党派的性质、地位、作用以及中共同民主党派的关系的科学论述，为新时期坚持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以及各民主党派的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邓小平讲话精神指引下，民建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工商联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9年10月11～22日在北京同时举行。民建出席大会的代表有361人，代表着18 339名成员。
大会由胡厥文致开幕词。胡子昂作了《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工作报告。工作报告回顾了30年来民建和工商联成员在中共的领导下走过的光明与曲折的历程。30年来，民建、工商联各级组织在中共的领导下，协助贯彻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教育、帮助成员接受这一政策，做了不少工作。民建根据自己的方针、任务，还和工商联一道组织、培养了一大批工商界骨干分子，对于推动成员改造和服务，起了积极作用。报告着重指出：“我国国内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已经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转变到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转变”。“我们更加应该全心全意地、坚定不移地以实现全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为我们的崇高使命和神圣职责努力奋斗。”民建、工商联的共同方针任务是“紧紧依靠党的领导，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调动民建、工商联全体成员的一切积极因素，为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统一大业，积极地、主动地贡献全部力量”。工作报告根据新的形势，赋予工商界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宝贵经验以新的内容，提出了“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
大会通过了《中国民主建国会章程》。新章程根据我国社会阶级状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在总纲中对民建的性质作了新的阐述：“中国民主建国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民主党派，主要由工商界中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以及与其有联系的知识分子所组成。”新章程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总纲为纲领，确定了新时期的根本任务，即“团结、教育、帮助成员为实现我国新时期的总任务，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贡献力量，并在实践过程中改造世界观。”
大会还通过了政治决议。决议指出：“要充分运用我们长期从事工商业、做经济工作中积累起来的生产技能经营管理经验，以及其他任何一技之长、一得之见，在四化建设、特别是在当前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贯彻中，提意见，献计策，见行动，出成果。要充分利用我们的特殊有利条件，遵照党的政策，加强同在港澳的和国外的亲属、故旧的联系，努力在发展国际友好关系，促进贸易往来，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利用国外资金等方面多做工作，为祖国的建设事业作出更多贡献。”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由175人组成。在随后召开的三届一中全会上，选举胡厥文为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胡子昂、许涤新、孙起孟、郭棣活、孙晓村、周士观、童少生、浦洁修、王光英、汤元炳、吴志超为副主任委员，黄凉尘为秘书长。当选常委的有：王涛、王少岩、王艮仲、王纪华、邓季惺、古耕虞、叶仁寿、朱德禽、华煜卿、向德、刘公诚、刘丙吉、刘崑水、刘靖基、汤绍远、孙孚凌、李文杰、杨天受、杨美真、吴大琨、吴觉农、吴羹梅、何宗谦、沙千里、张敬礼、张蔚岑、陈乃昌、陈广生、陈子彬、陈元钦、陈铭珊、陈维稷、陈邃衡、罗叔章、荣毅仁、胡子婴、钟复光、侯启兴、俞佐宸、祝公健、莫艺昌、倪家玺、徐崇林、郭守昌、资耀华、黄大能、黄长水、黄玠然、章元善、虞效忠、漆琪生、潘式言、潘廉志。
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10月19日晚，在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举行的招待会上，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我们热诚地希望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都以主人翁的态度，关心国家大事，热心社会主义事业，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各方面的工作，勇敢地、负责任地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和批评，做我们党的诤友，共同把国家的事情办好。他特别指出，原工商业者中不少人有比较丰富的管理、经营企业和做经济工作的经验，在调整国民经济、搞好现代化建设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民建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着民建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第四节 认真落实各项政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胡厥文、胡子昂、孙起孟、孙晓村、胡子婴、吴羹梅等就落实对工商业者政策问题赴上海、南京调查研究后，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意见和建议。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落实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内容包括退还“文革”中被查抄的存款、财物，恢复原工资、补发被扣减的工资，退还被占用的房屋，调整原工商业者的工作，改善有关的福利待遇，子女在入党、升学、招工等问题上不应受到歧视等等。
随后，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进一步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若干政策的决定》。围绕决定精神的落实，民建、工商联开展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积极反映成员的意见和要求，在协助退还被查抄物资、发还冻结存款和扣发工资、补发定息、清退被占房屋等方面，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1980年8月，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具体政策方面的一些意见和建议》。
对原工商业者的安排使用问题，民建先后向中共和政府提出了建议。1980年9月16日，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召开联席会议。在联席会议上，孙起孟作了《广开才路，协助做好对原工商业者的安排使用》的发言。他说，民建和工商联成员“是一支中国土生土长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经济工作干部队伍，是值得重视的民族财富，是实现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这支队伍“人数不多，能量不小”。中国民族工商业者有长期经营中小企业的丰富经验和知识。“现代化建设不仅不排斥，而且要重视和发展中小型企业”。民建和工商联成员“这样一支现成的经济建设干部队伍，对于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来说，就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会议通过了《关于协助党和政府做好对原工商业者的安排使用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做好对原工商业者安排使用中的工作，不仅党政部门责无旁贷，我们民建、工商联各级组织和成员也要认真负起责任，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采取切实有效的具体措施，努力协助党和政府更快、更好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务使我们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同志各得其所、才尽其用。”
会议决议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部联合向各地转发了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的决议。要求各地统战、组织部门，对原工商业者的安排使用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对安排不当而未能发挥作用的，要有步骤地逐个加以解决。对有经营管理经验和技术专长又能坚持工作的，可以适当安排一定的领导职务，有的还应按规定授予技术职称。对年龄较大、健康状况差些、有一定业务技术专长、需要他们带徒传艺的，可以安排他们担任业务或技术顾问，在生活、工作上加以适当照顾。对已经退休、尚能工作、确有业务技术专长的，可聘请他们担任业务、技术顾问，生活上适当给予补助，或者采取其他措施，发挥他们的专长。1981年7月，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部再次发出通知，对原工商业者的安排使用问题进一步明确政策。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派出工作组到一些地区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推动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对11 715名在职成员的情况做了全面了解，对需要调整安排的2 822人逐个提出具体安排意见。
与此同时，民建、工商联积极协助中共和政府加紧解决有关历史遗留问题。早在1956年的全行业公私合营时，一大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被划入工商业者范围，他们强烈要求从资本家中区分出来。1969年以后，在一些大中城市进行了区别工作的试点，但由于“文革”的干扰，这项工作陷于停顿。粉碎“四人帮”以后，这项工作得以恢复进行。中共中央批转了统战部等六部门《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问题的请示报告》后，民建、工商联各级组织积极协助中共和政府落实对“三小”的政策，先后把70万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从86万原工商业者中区分出来，恢复了他们的劳动者成分。
平反冤假错案是落实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民建各级组织积极协助中共和政府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其中，先后为3 109名成员改正了被错划的右派，平反了124名成员的冤假错案，撤销了给予他们的各种会内处分。1980年6月，中共中央改正了章乃器的右派冤案。这些问题的解决，分清了历史是非，卸掉了多年来压在他们身上的沉重包袱。
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原工商业者政策，有利于新时期多党合作的坚持和发展，极大地调动了民建广大成员为四化建设服务的积极性。
第五节 兴办企业，安置待业青年
一、推动成员兴办企业
邓小平会见民建、工商联“五老”以后，荣毅仁于1979年2月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建议。6月2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荣毅仁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83年4月，在王光英的积极努力下，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又称光大实业公司)，总部设在香港，王光英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两个公司的成立，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对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进一步做好进出口贸易等方面的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1979年初，随着各项统战政策的落实，上海的原工商业者心怀感激之情，希望将多余款项用于四化建设。这一想法，得到上海民建、工商联的肯定和支持。经过反复酝酿，市民建和工商联成立了筹备小组，筹组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9月22日，公司正式成立。刘靖基当选董事长兼总经理，杨延修、吴志超为副董事长。参加集资的有946人，主要是民建、工商联成员。集资款高达5 535万多元。民建中央对成立爱建公司非常关注。1980年6月，胡厥文在给刘靖基的一封信中谈到，目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企业正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过去由我们牵头兴办的这类企业为数不少，可否也选择一些单位，认真总结经验。在有关发展前景、原材料供应、产品销售、生产技术、人才培养、经营管理、财政税收、利润分配、多劳多得以及其他有关整个经济体制和企业内部管理特征等各方面，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事求是地提出问题、意见和建议。希望在中共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民建和工商联成员牵头所兴办的街道集体企业，有一个较大较快的发展。
上海爱建公司成立后，一些地方的民建和工商联起而仿效。1980年8月23日，南京市爱国建设公司成立。公司以原工商业者为主筹集资金，重点扶持街道企业发展生产、扩大安置待业青年、补充市场需要。民建和工商联兴办的这类公司，不仅为国家当时的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更重要的是为以后民营企业的创办和发展，推动经济体制的改革，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二、协助安置待业青年
我国人口众多，安置就业的压力本来就很大，加上“文革”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从1977～1981年平均每年需要安置700多万人就业。
在1979年6月的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民建、工商联的82位全国政协委员，针对国家在安置就业方面的压力献计献策，联名提出《广开就业门路，培养就业能力》的提案。提出民建、工商联成员中不少人有生产技术、经营管理和其他专长，可以在职业训练和扩大就业方面，配合有关部门发挥作用。
1980年4月，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召开协助安置待业青年就业座谈会。1981年8月，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会同国家劳动总局发出《关于各地劳动服务公司和民建会、工商联密切配合广开门路，搞活经济，扩大城镇就业的通知》。许多地方组织和当地劳动部门联合召开会议，研究制定协作的具体实施方案。同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责成政府有关部门和民建、工商联，在统筹规划下协同努力，为发展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解决就业问题，切实负起应尽的责任。
民建、工商联抓住时机，发挥成员优势，采取自办、同有关单位协办等方式，协助街道、工厂、机关、团体、学校等兴办多种形式的集体企业，拓宽就业渠道。1979年，北京市民建、工商联协助有关部门创办了著名的“大碗茶”和稻香村食品厂等街道企业，后又协助创办了天桥建筑公司。1980年，自筹资金创办了北京投资服务公司。公司的创办，发展了集体经济，吸纳了大量劳动力。1982年5月，福建泉州市民建、工商联出资创办了建联针织厂，承办港商来料加工业务，拥有厂外计件工近3 000人。许多地方的民建、工商联也先后创办了各种类型的工商集体企业，安置和培训了大量待业青年。
此外，许多地方组织把已经离退休的会员组织起来，利用他们的一技之长，组成“四化服务队”，奔赴各地开展经济咨询和各种技能的培训，协助创办集体企业，安置待业青年，为促进社会稳定、发展集体经济作出了特殊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顾年事已高，东奔西走，不辞辛苦，不计报酬，“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立志要在四化征程上留下自己晚年的脚印，为子孙后代树立榜样。他们的精神和业绩，得到了全社会的普遍赞誉，中央电视台为此专门制作了《他们是自己人》的电视专题片，在全国播放。
截至1982年年底，各地民建、工商联共组织6 000多名成员，自办集体企业208家、合办133家、协办3 003家，安置待业青年9万多人。在1982年8月举行的全国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安置城乡青年就业先进表彰大会上，有两家民建、工商联创办的企业被评为全国先进单位，受到表彰。
三、为四化服务经验交流会
在为四化服务的过程中，广大成员心情舒畅，精神振奋，表现出强烈的报国热情和主人翁的责任感。各级组织在工作实践中，创造了许多好的经验和做法。为了总结经验，更好地推动工作，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决定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经验交流会。
会议召开前夕，中共中央作出调整国民经济决策。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经过反复研究，进一步确定了经验交流会的主题，要求在总结交流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围绕调整经济这个大局研究新问题，提出新设想，推动成员为四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1981年1月18～29日，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共367人。
胡厥文在会议开幕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四化建设需要我们，我们更需要四化建设。我们大多数人的年龄已经不小了，正如有的同志所说的，报国之日苦短，报国之心倍切。为四化出力效劳，正是千金难买的时刻。他希望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动员民建、工商联各级组织和全体成员扎扎实实地为促进安定团结，为调整国民经济、实现四化建设服务的大会。
会议围绕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文件精神，进行了深入讨论和研究，293份典型材料在大会上交流，提出了178份专题书面建议。在此基础上，集中大家的智慧，综合整理出《关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建议书》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建议根据国家工作中心和民建、工商联实际，提出建立经济咨询服务中心和工商专业培训中心，以此为重点，探索为四化服务的新途径、新路子。
大会向民建、工商联各级组织和全体成员发出了倡议书。
这次会议，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和关怀。姚依林、李维汉、乌兰夫、刘澜涛等领导人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商业部、化工部、劳动总局和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青联的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
第六节 开展咨询、培训工作
一、专业、专题经济咨询服务
大会以后，民建、工商联把经济咨询服务和工商专业培训作为为四化服务的重点，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经济咨询服务的一个重大转变，是从个别分散的献计献策，向有组织地进行专业、专题咨询发展。
1981年3～4月间，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先后两次发出通知，要求各级组织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切实的措施与恰当的形式，把成员进一步组织起来，更加广泛、更加有效地开展向中共和政府提建议的活动，得到各地的热烈响应，先后有27个地方组织提出了103份建议。这些建议，大都受到中共和政府的重视，做了妥善处理。轻工业部部长宋季文收到吴羹梅、汤蒂因、徐正元提出的《关于搞好我国制笔工业调整工作的意见》和《增加细杆铅笔产量多创外汇的建议》后，约吴羹梅面谈进一步征求意见，并表示立即采纳。武汉市会员朱复再根据市第二药厂存在的问题，向党委建议开展增产节约活动。活动开展以后，有效地帮助解决了企业的亏损问题，全年实现利润321万元。贵阳市民建、工商联卷烟业务研究小组提出《充分发挥我省产烟优势，加强科研工作，扩大卷烟生产的建议》，提议对贵烟一厂、二厂增加投资、扩大年产。建议实施后，产值增加1?5亿元，并吸纳了大量人员就业。云南昆明市民建、工商联为楚雄彝族自治州引进美国烟草良种和栽培技术，使当地80年代烟草业财政收入达到1 000万元，占财政总收入的24%。到1985年，该地区烟草业财政收入达1?24亿元，占财政总收入的66%。
1981年4月下旬，胡厥文考察常州市工业发展情况后，写出《关于常州市工业发展情况的报告》，送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报告提出，“常州市在发展工业的道路上，为我国各地中小城市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和条件，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发展的特点和优势，扬长避短，用多快好省的办法，进行现代化建设闯出的这条新路，很值得借鉴”。6月30日，胡耀邦批示：“厥老从考察常州市的工业入手，提出了发展工业的一些好意见，指出了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厥老是党外人士，年近九十，关心国家兴旺发达之心，溢于言表，尤其值得我们重视。”
在中共和政府的鼓励支持下，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从成员实际出发，选择国家经济生活中一些重要的问题，开展全国性调查，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许多政策性建议。
1981年4月下旬，胡厥文在南方调查中发现机械设备管理和维修中存在严重问题，写信建议国务院注意解决。国家经委根据胡厥文的建议，向全国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设备管理工作的通知》。随后，民建、工商联的地方组织发动千余成员广泛调查研究、分析论证，形成13万多字的调查材料。在此基础上，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于1982年4月召开了工交企业设备管理和维修工作座谈会。经过认真讨论和研究，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设备管理工作的建议》。建议的内容，大部分为1983年国务院颁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交通企业设备管理条例》所采纳。
1981年9月至1982年初，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发动28个地方组织集中开展了中药生产经营问题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于1982年10月，会同农工党中央召开中药专业咨询座谈会，就继承和发扬祖国中药宝贵遗产、解决当前中药业存在的问题进行专题讨论和研究，形成《关于扶持和振兴中药事业的建议》。建议认为，要扶持和振兴中药事业，必须加强专业领导，适当调整政策，加强收购、改进生产、提高质量，大力培训中药人才，加强中药科研工作，发挥优势、统一出口。胡耀邦看到这个建议后批示：“党外三个党派团体对中药事业的发展问题，提了许多好的意见，值得我们重视。党外确有能人，他们有知识、又热心，因而能发现和提出问题”。“把这个材料转给专管此事的同志，并请他们同这批党外朋友密切合作，看如何能把中药这件事搞得更好些，以造福于人民。”国家医药管理局据此提出了进一步改进中药业管理工作的意见。1983年7月，民建、工商联和农工民主党又根据8省市的调查，就“妥善解决中药业职工工资福利、劳保待遇和技术职称”问题提出了建议。随后，民建、工商联和农工党加强协作，于1986年成立中药咨询服务中心理事会，就理顺中药管理体制和加强药材市场管理等提出建议，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和肯定。
1983年5月，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召开传统食品咨询工作座谈会。座谈会有28个地方组织的民建、工商联代表和商业主管部门、食品工业协会负责同志共220人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到会作了重要讲话。这次会议共提出111份、近50万字的调查材料。会议形成《关于恢复和发展传统食品的建议》。建议提出，要制订规划，改革经营管理体制，调整价格政策，组织好原料供应，培训技术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和设备技术改造，努力恢复和发展传统食品，走出一条发展中国食品工业的新路子。这个建议送中共中央、国务院后，受到重视和采纳。
与此同时，民建一些地方组织也积极开展专业专题调查研究，向中共党委和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1983年初，上海民建、工商联应有关部门的要求，对上海市的棉纺、织布、印染、手帕、纺器、毛纺、羊毛衫、丝绸、内衣、制袜等十类企业，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对上海市纺织工业的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的几点建议》。杭州民建、工商联创办了《市场信息》刊物，重点反映市场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
民建武汉市委主委、武汉大学教授李崇淮，全面研究了武汉市的区位、资源和人才等方面的情况后，在《长江日报》发表了《从交通和商业入手，加强中心城市建设——关于武汉经济发展战略的设想》。此后，他又在六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把武汉市及早建成华中的经济中心》的议案。他的意见，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胡耀邦听取他的意见后，给以充分肯定。国家体改委《关于武汉市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函》认为， “如何把武汉市经济搞活，发挥更大的作用，确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李崇淮同志建议从加强交通和大力发展商业入手，把武汉建成经济中心的设想是很好的。”随后，李崇淮对原来的设想进行了深化补充，提出了若干具体措施。武汉市人民政府采纳了这些建议，并于1985年1月隆重举行大会，向他颁发第一号嘉奖令，表彰他为武汉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
为了检阅开展经济咨询服务的成果，交流经验，研究问题，推动工作，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于1982年7月召开经验交流会。会前，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了汇报，对民建、工商联的经济咨询服务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肯定“民建、工商联这条路子是走对了，很好。”国务院各部委和地方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应邀出席了会议。首都各新闻单位作了报道。这次会议的纪要提出，为顺利开展经济咨询服务工作必须注意掌握几个要点：一是把主动争取党政领导的支持同充分发挥各级组织和成员的积极性紧密地结合起来，二是把对经济方针政策的咨询同具体经济业务的咨询服务紧密地结合起来，三是把物质文明建设同精神文明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四是把当前的咨询服务工作同传帮带和工商专业培训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次会议以后，经济咨询服务工作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
二、举办工商专业培训
在开展经济咨询服务的同时，民建、工商联各级组织适应社会需要，广泛开展了工商专业培训，为国家、企业和社会培训各类有用人才。
从1979年开始，一些地方的民建、工商联组织就在培训办学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引起了很好的社会反响。1981年6月，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召开培训工作座谈会，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落实民建、工商联为四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提出的倡议精神，研究确定今后培训工作的任务。会议经过反复讨论，制定了“扬长避短、拾遗补缺、稳步前进、讲求实效”的培训工作方针。同时，对办学内容、办学方式、办学条件等方面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提出了一些措施和办法。
会后，各地加强领导和组织，纷纷成立了培训工作机构，并结合当地实际，根据社会需要，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培训活动。有的开办业余学校，举办短期培训班，有的举办巡回讲座，以师带徒言传身教，形式灵活多样。课程设置大体包括财会、统计、企业管理、金融业务、中医药知识、建筑施工、裁剪缝纫、烹饪技术、电器维修、钟表维修、仓储管理、商业服务艺术、各种文化补习等广泛的内容。培训不仅传授知识技能，还特别注意对学员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职业道德教育。培训对象，由待业青年、在职职工的培训，发展到乡镇企业培训、少数民族培训、军地两用人才培训等等，范围越来越大。由于多层次、多形式办学，灵活机动、因地制宜，不占国家编制、不请拨经费，以学养学、学以致用，急社会之所需、补国家之不足，因而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和好评。
浙江省民建、工商联于1979年创办了钱江业余学校。初办时，仅有4个专业、12个班、456名学员。到1983年，已发展为199个班级、9 484名学员，形成了既有初等教育，又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综合性业余学校。由于他们按照社会需求设置课程，注重教学质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1982年，钱江业余学校文化班学员参加杭州市职工补课文化统考，数理化的及格率均为100%。有的学员毕业后走上了领导岗位，有的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由于他们的成绩突出，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先后接待了多批来自美、英、法、德等国家和港澳地区的教育考察团。
重庆市民建、工商联举办的重庆财经业余学校，重点为西藏培训少数民族学员，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吉林省民建、工商联在1982年5～9月和1983年下半年，先后在6个市、9个县举办工商管理、烹饪知识等讲座50多场，培训学员11 389人，取得了良好效果。
到1983年，民建、工商联共创办各类学校61所，培训学员近8万人;举办各类培训班877期，培训学员4万多人;近1 300名成员在各类讲座辅导，听讲学员31万人(次);2 500名成员在工作岗位上传授技术，学员3万多人;自编教材12类、562种。
民建、工商联的办学工作，成为进入新时期以来最具创造性的活动之一，多次受到中共党委和政府的表彰。在1982年各省、市业余教育评比中，上海、常州、杭州、宁波、湖州、重庆、广州等地由民建、工商联举办的学校，被评为省、市级先进集体或先进单位，有许多成员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三、开展支边扶贫工作
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大多经济不发达、科学文化落后，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事业提供经济咨询和工商专业培训，使他们尽早脱贫致富，是民建、工商联为四化建设服务的重要领域。由于一部分老同志所掌握的生产技术很适合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可以大有作为，因而一些省市的民建、工商联组织成员，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考察，开始提供咨询服务。
1982年7月，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发出通函，要求各级地方组织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经济咨询工作，并于1983年3月，召开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咨询工作座谈会。会议要求，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贯彻改革精神，遵循实事求是、尽力而为、拾遗补缺、讲求实效的方针，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的客观需要和民建、工商联成员的具体条件，切实地为少数民族地区治穷致富，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会议指出，民建、工商联一无资金、二无物资、三无设备。从这个实际出发，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咨询服务工作，主要是以民建、工商联成员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之长，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提高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提高经济效益，培训专业技术和经营管理人才。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咨询工作，重点要面向少数民族聚居的比较贫困的地区。
座谈会以后，各地民建、工商联以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宁夏、四川、广东、新疆、青海的少数民族聚居而又比较贫困的地区作为重点，先后组织成员700多人(次)，开展咨询服务活动。特别是推动东部地区地方组织与重点扶贫地区的地方组织分别建立对口协作关系，使支边扶贫工作更加有组织、有成效地广泛开展。如北京市民建、工商联于1982年10月向内蒙古昭乌达盟派出经济咨询服务工作组，进行咨询考察。根据当地的需要，先后派出21批、46人(次)的队伍，向10家皮毛、皮革厂提供技术咨询服务，使企业的生产发生了根本的改观，经济效益大幅提高。他们还每年耗资数万元在该地区进行无偿服务，传授食品加工、酿造等生产技术，改变了当地“酱油不咸醋不酸、糕点赛似半头砖”的状况，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
四、发挥参政和监督作用
进入新时期以后，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得到全面的恢复和发展，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活动日益活跃和广泛。民建坚持从实际出发，把为四化建设服务与履行参政党职能密切结合起来，发挥了积极作用。
到1983年年初，民建有21位成员在政府及司法机关任副省级领导职务，一部分成员担任了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这些同志肩负人民的重托、组织的期望，认真负责地履行职责，发挥了应有作用。198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黄凉尘参加了审判工作。
1981年12月，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期间，胡厥文、胡子昂就加强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问题，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建议。建议认为，加强统战理论、政策的再教育，是肃清“左”的流毒和影响，发挥和提高统战工作效益的要点;尊重和听取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必须做到经常化制度化;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于落实政策的决心和毅力是有目共睹的，对这个问题，领导者不仅要抓，而且要抓紧抓到底;要帮助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解决工作条件中的一些问题。他们的建议，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
第七节 开展对外经贸联络
1979年11月底，应香港渣打银行总经理布郎的邀请，孙起孟、刘念智和顾问刘一民赴香港参加香港经营管理协会举行的年会。在会议上，他们热情宣传大陆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政府招商引资的政策，并就合作的具体方法和途径进行了探讨。
1980年11月，应香港中华总商会的邀请，以胡子昂为团长，孙晓村、胡子婴、古耕虞、刘靖基、张敬礼等组成的工商界代表团访问香港。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内地工商界第一次组团访问香港，受到香港工商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和隆重接待。
1983年1月，应澳门中华总商会和香港中华总商会、香港厂商联合会、香港工业协会的邀请，以胡子昂为团长，张敬礼、王光英、刘念智、刘靖基、梁尚立为副团长，古耕虞、姜培禄、浦洁修、万国权、汤元炳、杨受百、陈希仲、李月华、陈坚、冯克煦等组成的全国工商联代表团，赴澳门、香港访问。在澳门中华总商会成立70周年庆祝会上，胡子昂在贺词中说：“发展澳门地区与内地的经济交流合作有着非常广泛的前途。我们对澳门工商界寄予很大希望。”在香港期间，代表团先后与香港中外工商社团和中外银行界、工商界人士会晤，广交朋友，听取意见，宣传国内的大好形势、国家经济建设和实现祖国统一的方针政策，并就香港与内地的贸易和经济合作以及技术交流等方面的问题，诚挚坦率地交换了意见。离港前夕，胡子昂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说：“这次来港收获不小，喜见香港工商界朋友都对国家有信心，并愿意为香港的稳定、繁荣和团结贡献力量。”
这些活动，对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加强同港澳工商界人士的联系，招商引资，起了很好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到民建四大召开前的5年间，经民建、工商联牵线搭桥达成协议的各种项目有337项，总金额达2亿多美元。
第八节 进一步加强组织工作
民建三大以后，各地组织陆续召开代表大会，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原17个省级工作委员会正式改建为省级组织，新建了云南、贵州、山西省委员会，成立了湖北省筹委会、青海省工作组，新建了21个市级委员会、31个城市支部(小组)。到1983年，民建共有省级组织23个、1个省级筹委会、1个省级工作组，市级委员会107个，城市支部59个，基层支部(小组)1 319个。至此，不仅原有的地方组织得到完全恢复，而且有了新的发展。
为了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民建中央与全国工商联设立了各自独立的组织工作办事机构，开始分署办公。1980年7、8月间，民建中央组织处改为组织部，开始编发《民建支部通讯》杂志，以指导和推动全会的组织工作。
1981年6月，民建中央召开组织工作座谈会。这是在1951年组织工作会议30年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组织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省级组织和部分市级组织分管组织工作的负责同志。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目前组织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本会的政治任务主要是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组织和团结全体成员及所联系的人们，充分利用对经济工作有比较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以及同港澳台和国外的社会经济联系等有利条件，为实现调整经济、四化建设、统一祖国等巨大历史任务积极贡献一切力量。”意见强调，“组织工作以实现政治任务为目的，又是实现政治任务的重要保证。”要坚持发展与巩固相结合的方针，在今后一定时期内，组织发展工作在继续发展原工商业者的同时，适当发展与本会工作有联系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入会。在发展对象中，要注意吸收有代表性的中年人士和对于引进外资、科学技术有作用、对台湾回归祖国有影响的、与本会有联系的爱国人士。在以大中城市为主的同时，有条件的小市、县也可以适当发展成员。这次会议，对于在新形势下加强组织建设问题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明确了任务，对会的组织发展工作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会议以后，各级组织陆续发展了一批知识分子入会。为做好这部分成员的工作，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民建中央于1982年10月召开了有15个省级组织代表参加的知识分子成员座谈会。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对知识分子成员的工作，更好地发挥他们在为四化建设服务中的作用。会议提出，要吸收有代表性的、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成员参加各级领导班子，充实和加强领导集体的力量。在此期间，甘肃、浙江、江苏、上海、辽宁等民建省级地方组织先后召开了基层组织工作经验交流会或组织工作座谈会，重点研究了组织发展特别是基层组织建设问题。
经过全会努力，到1983年上半年，民建成员达到24 767人。比1979年的18 339人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超过了1965年年底的22 400人。同时，民建中央也已注意到，成员队伍虽然得到恢复，但年龄老化问题相当严重。在1981年12月召开的民建二中全会上提出，“对于本会成员老化问题，应当引起各级组织足够的重视，要在今后发展对象中注意吸收中年人士，使本会更加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后继有人。”
第九节 重视成员的思想建设
民建三大前后，为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引导成员为四化建设多做贡献，民建中央注意做好成员的思想工作，调动成员为四化建设服务的积极性。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大成员一方面渴望为国家的振兴作出贡献，另一方面由于“左”的思想影响，特别是政策不落实引起一部分成员的忧虑和不安。民建中央认为，不解决这些问题，民建工作重点的转移就没有群众基础，成员的爱国热情就不能顺利地转化成为四化服务的实际行动。
针对这种情况，各级组织积极协助政府落实政策，积极了解情况，反映问题，提出建议，切实帮助成员解决实际问题，代表他们的合法权益，努力创造为四化建设服务的客观环境。1984年1月，民建中央成立了落实政策工作组，对中央委员的政策落实情况进行全面调查了解，向中共和政府反映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建议，使问题逐一得到落实。
与此同时，民建中央组织成员认真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开展时事政策教育，帮助成员提高认识，主动为国分忧。民建上海市委等地方组织制定了《成员守则》，在成员中开展评选、表扬先进的活动，收到很好的效果。为配合各地的学习教育工作，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从1980年4月到1985年底，出版了《服务与学习》月刊，及时传达中共和政府的信息，交流成员在学习和为四化服务中取得的经验，指导基层的工作。
各项政策的落实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成员的积极性，为四化建设服务的热情空前高涨，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典型，作出了显著成绩，受到各级政府的表彰。据不完全统计，1979～1983年间，获得各种荣誉称号、受到奖励表彰的成员8 519人(次)。其中，受到全国表彰的43人(次)，省、市级表彰的838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