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中国，上海的制药工业实际是加工工业，绝大部份原料都依赖外国进口，因此，我们同业常说，“只有黄浦江的水，才是我们的国产原料”。即使自己能够制造一点点，也敌不过外国货的倾销。例如磺胺类药品，当时是非常行销的，由于美国货的大量涌到，许多小厂纷纷停工停产，一半以上的小厂因无法维持而倒闭。我们信谊药厂也只能大量减产，凭借一块名牌，以进口原料加工制造，勉强有些销路，但还是入不敷出。
春雷一声，上海解放了。当时，曾经受到国民党反动派严重破坏的工商经济，一个个百孔千疮，要收拾起来，确实不很容易。我对共产党能否收拾好旧上海这个烂摊子，也曾有过怀疑。上海解放后没有几天，陈毅市长在中国银行大楼接见上海各界人士，我也参加了。陈市长谈到了党的经济政策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对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工商企业，党和政府是保护的。我听了以后，心里比较踏实了些。由于当时我对党的政策并不理解，因而时信时疑，有时疑多于信，有时信多于疑。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和人民政府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困难时，我的信心就多些；碰到一些困难或者资本主义经营作风受到限制是，疑虑就多些。到了1953年，我国国民经济不仅迅速恢复了，而且有了发展。事实给了我深刻的教育。
1953年下半年，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我们来说，就是要通过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和平改造和赎买政策。当时，我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思想上是没有多少准备的，因此顾虑重重。在华东局统战部和上海市委统战部召开的一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我感到非常紧张。特别是听到一家老公私合营厂的私方被批判为“合公营私”后顾虑很大。我一直沉默不言，后来领导上要大家畅所欲言，有意见和要求尽管提出来，人民政府会考虑的。我憋不住了，就在小组会上提出了四个“担心”：第一，担心股东红利是不是照发；第二，担心总经理是不是还让我做；第三，我的高工资是否要减到工人的水平；第四，与公方代表是不是合得来。我的意见发表以后，小组会上许多人都和我有同感，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工商界人士所关心的。实际上，党和政府早就在研究考虑这些问题了。所以后来公开宣布：企业有盈余的，红利照发（当时是四马分肥，1956年后改为定息）；职位不动；工资照旧；公方代表要派。这样，我所担心的问题，基本上都得到了解决。同进，在党的教育下，我也看到公私合营、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势在必行，走在前头总比落在别人后面要光彩点。所以会后我马上回厂召开股东大会，对几百个股东进行宣传、动员，通过了向政府申请公私合营的决议。1953年底第一批上报，1954年7月1日就正式公私合营了。在市政府举行的任命首批公私合营负责人的会议上，潘汉年副市长宣布我为信谊药厂厂长，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我反而有点慌恐了。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深深感到共产党的政策说到做到，是令人信服的。
在清产核资中，我又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原来我总觉得因定资产的估价，还是估得低些比较稳妥，怕将来检查起来说我抬高估价，“合公营私”。为了免得麻烦，因此就借口一处墙上有条裂缝，把整个厂房的估价打了一个折扣。但是上级公司评议下来，还是不折不扣地照房地产公司的估价处理，其他资产也实事求是地照当时行情作价。这样，清产核资的结果比帐而资产高三倍多。过去我们做经理的对股东总有保留，红利能少分就少分；而公私合营时，政府对企业资产的估价，则完全是实事求是的。算算十年定息，我厂的股东实际拿到的大大超过了他们的投资。由于党的实事求是的政策，对有些亏损倒挂的企业，按照“从宽”，“从了”的原则给予解决，不但没有追索赔补，有的反而送一点私股给他们。有些与我们往来的小厂亏欠很多，我们也就这样解决了。
信谊药厂公私合营后，职工的地位改变了，积极性大大提高，生产大幅度地增长。通过实践我深受教育。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工商界同仁宣传公私合营的优越性，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改造政策的英明正确。到1956年1月，在全和业公私合营设法中，我和刘靖基、刘念义、经叔平、王兼士、刘公诚、吴振珊、韩志明等7位同志，分别抬着4只扎彩的红漆箱，里面放着用红布包裹的各行各业要求全行业合营的申请书，走在各行各业代表队伍的前面，兴奋而激动地进入上海展览馆大厅，参加了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申请公私合营大会，和大家一起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紧接着，我又作为上海工商界青年的代表，参加了青联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大会期间，在接见全体代表并摄影留念之前，毛主席、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陈毅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北京的孙孚凌、天津的王光英、上海的我和全国青联负责人，听取我们汇报公私合营的体会。在走向草坪拍照的路上，刘少奇同志有意地让我和毛主席走在一起，毛主席边走边问我们厂里的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毛主席很高兴。后来，1957年7月，毛主席在上海接见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我也光荣地受到接见，毛主席的亲切教导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三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制药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绝大部分的西药原料，我们都能自己生产了。例如过去我们信谊药厂的名牌产品“消治龙”，原料都是靠进口的。现在各种磺胺类的原料药，不但上海自己能够制造，供应国内有余，还大量出口远销国外。维生素一类原料过去都被外国药厂垄断，现在也是大量生产、大量出口。抗生素一类更是突飞猛进，青毒素、链毒素、卡那霉素、庆大霉素、氯霉素、四环素等，过去是空白的，现在不仅充分供应国内需要，还在国际市场上占到优先地位，其中“四环素”已经成为国际上有名的“中国黄”。生物制品，这是解放后异军突起的一个方面，有些产品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且能够大量出口。解放前中国制药工业只是外国药厂附属的一个加工工业的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信谊药厂的生产规模也已大非昔比，现在一天的生产比1949年全年生产还多。我们现在一不愁原料，二不愁销路，生产和业务蒸蒸日上，正在为人民保健事业、为四化建设做出越来越多的贡献。
回顾往事，饮水思源，深深体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党的领导英明正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没有我们原工商业者今天的光明和幸福。我愿献我余热，为四化竭尽绵薄。